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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战争结束以后，大多数商户都不了解国际市场情况，纷纷向洋行大批订货。但是，战后各国已经加大产量，货源并不缺乏。同时日本货充斥市场，因此价格步步下跌，商户不得不赔本出售，很多商户也因此走向衰败。
从此以后，由于国内工业日渐发展，销售地区逐步扩大，一般业务开始走向正常轨道。在1925年间成立了五金业同业公会，此种平稳局面维持了有十年之久。
据天津档案馆记载，到1934年，因德国货生产过剩，各种钢材五金大量倾销，同时日本输入的大小五金价格更低，因此五金价格逐步下降，同业中积压的各种钢铁很多，一些大户的积压竟达三四千吨，其他的户也有几百吨。因此同业间不顾成本竞相甩卖，以致遭受很大的损失。
直到解放前，所谓五金行业聚集并不是人们有意组织的，完全是自发形成的，规模也不是很大。
据天津档案馆记载，“七七事变”后，五金行业曾一度畸形发展，当时日本进货已经困难，但仍然能到欧洲各国大量进货，市场上出现一种空前繁荣的景象，直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货源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市面五金价格波动很大。
南马路上虽说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进驻了五金商户，但商圈氛围真正形成还是从解放以后。
1949年解放后，天津日趋稳定，五金业户数也从解放前的205户恢复到251户。
天津的五金行业自解放后随工业的发展而加速发展。因为这个行业经营的商品80%以上是用于基本建设或工业生产、铁路、矿山的，所以建筑工地及公私营工厂都和五金行业在供销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一个特定的人群走上外出经商的道路。这一走，却让他们走出了人生的一番新天地。对于天津来说，带来的则是一种强悍的商业精神，他们就是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江浙人。
江浙商人进入南马路五金城的商户们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创业史，其中有一个故事被大家广为流传。当年有一个温州人，从家乡挑着两麻袋螺丝来天津卖，路上的艰辛就不说了，等到了天津，除去这两麻袋螺丝，身上只有不到三十块钱。他舍不得住店，到天津的第一夜是在车站用身子压着那两个麻袋过的。劳累带来困倦，又不放心自己这两麻袋螺丝，就在似睡非睡间熬到了天明，立刻挑起麻袋找可能会买的工厂去推销。那时候计划经济的影响还很大，谁会轻易要一个南方人送上门来的东西呢？一天下来，他一个螺丝都没卖出去。饿了，他舍不得吃，找到最便宜的地方花几毛钱吃南方人并不是特别喜欢吃的面条。第二夜，他和他的两个麻袋在天津街头露天过了又一夜。麻袋里的螺丝终于卖光了，一下子手里有了一百多块，他赶紧买张火车票往老家赶，拿了货再往天津返，因为他知道天津有钱赚。但他这样往返，还是舍不得用辛苦赚来的钱给自己买张卧铺票。
其实，五金城的很多老板都是这么白手起家的，他们用他们的奋斗换来了今天，从身揣几百元的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了身价千万的富商。而南马路五金销售的商圈也随着他们的奋斗，渐渐有了影响力。于是更多的人都来到南马路，他们有的是前面来的人的亲戚，有的是老乡。继而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江浙经商精神对南马路五金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这是五金城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南马路五金城，有60%的人来自江浙地区，20%的商户来到天津已有20年以上，他们是进入天津经商的第一代浙江商人。然而，这些人第一步踏上津沽大地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并不是老板、企业家，有的在修鞋，有的做一些长途的贩卖，勉强养家糊口。他们的生存环境远远差于本地的天津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第一代江浙商人在南马路一带慢慢成长起来。
南方产品占半壁江山南马路五金城的繁荣还与其丰富的产品渠道有深刻关联。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南马路，其产品来源更多来自于天津自身的五金制造业的线年代之后，随着本地制造业的没落，南马路五金城的产品供应渠道发生了逆转，一大批来自南方的五金产品开始涌入城市。这些区域尤其以浙江、江苏为代表，从此撑起来五金城的半壁江山。
目前，南马路五金城产品品种类型最重要的包含低压电器、标准件、电动工具、手动工具、管材管件、水暖阀门、橡胶制品、滤布丝网等，这一些产品主要是来自于全国的产业基地。比如江苏作为全国电动工具之乡，江苏人和电动工具产品在五金城占据了10%以上，浙江乐清的低压电器产品，更是占据了市场的主要门脸，还有浙江温州的标准件生产基地、台州泵阀之乡、河北丝网产业基地等等，都成为五金城主要的源头基地。产业基地的远程支持大大丰富了五金城的产品品种类型，使南马路五金城在供应链环节上形成了无法复制的竞争力，这是市场得以繁荣的根本。
童年时期的尹文江常常看到自家门前车水马龙，卖汽车配件的、卖轮胎的、卖工业产品的、做千金的、做链条的、卖旧轮胎的，这些都是当时自发形成的五金商户。“那时就是一家一户，平房顶上立块大牌子，非常简陋。”据他回忆，那时的商户还是本地人居多，从1992年以后外地人开始大量进入。
也就是从1992年，尹文江开始在这条街上做生意。“做五金生意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当时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自己也没有本钱。看到南马路这些商户们做得都不错，自己也就准备试试。”尹文江说，刚开始他口袋里只有找朋友借的1500块钱，就是靠这点本钱，开始了他的买卖生涯。据他介绍，刚开始南马路的天津商人居多。后来大批外地商户涌入南马路，由于外地人能吃苦，开始又不图高利润，因此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开始与天津人平分秋色。回忆起当时南马路的火爆程度，尹文江说：“当时的门脸房从1500元/月涨到了2000元/月，再到3500元/月，一间小屋12平方米，商户几乎租不上铺位。”
现在，尹文江的店面已经扩展到了三家，客户也遍及东北、华北、内蒙古，他也成了五金城的大户。
南马路五金城建成后，给五金商户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起到了规范整个行业发展的作用，它最大的功劳之一就是让假货逐渐消失了。
五金城的商户们都记得，五金行业在南马路刚刚兴起时，假货曾经一度泛滥。据五金城商户张洁介绍，上世纪80年代，南马路的五金市场在华北和东北地区慢慢的开始有了知名度，但是由于不少商人是初涉这个行业，对产品本身也不甚了解，以至于进了不少假货自己都不知道。而购买五金商品的顾客也不是很懂产品，采购时也是很盲目，所以那时市场上假货非常多。
“那时，翻新的齿轮、工具遍布市场，稍不注意就会买到假货。”张洁说，曾经有的商户卖电锯，质检人员来抽查时拿电锯做试验，但是该锯的没有锯断，电锯却折了。
但随着行业的发展，假货越来越不被认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假货开始慢慢地减少。特别是1998年市场建成后，形成了一种气候。“当时卖商品的未必了解商品，客户也是在盲从的情况下购买商品，不懂分辨真货与假货。现在客户都是采购一体化，假货根本生产不了，也没有市场。”张洁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假货已逐步退出市场，因没有销售经营渠道，市场也逐渐形成气候。而正是市场的建立和管理的规范让假货逐渐失去了市场，整个行业也得到规范。
1998年是一个里程碑，正是从那一年，“南马路五金城”的品牌开始形成，五金市场也开始真正走向辉煌。
五金城从无序到规范据天津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瑞东回忆，当时南马路的沿街大约有770多家商户，加上小门脸约有一千户，20米宽的街道两侧全部是商户。这些商户都是从1937年到1998年自然形成的，既缺乏统一的管理，也没形成规模。
南马路的拓宽改造为五金城的建设创造了机会，那些商户不愿离开原地，但路又不得不修，所以区政府决定建一个五金城。“当时先拓宽南侧，后拓宽北侧，1998年用一块地建了一个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五金城，当时一炮打响，五金城开业后比想象的还要火爆，铺位非常抢手。”郑瑞东回忆说。
在1998年以后，南马路真正成了一个规范的专业市场，原本散落在南马路不到3公里的道路两旁低矮破旧的门脸房里的商户纷纷进入市场经营，他们没多久就体会到了在一个规范的市场里经营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因为有了这个专业市场，使南马路五金销售更加火爆，商业氛围更浓了，商户都愿意借“南马路五金城”的势，做自己的生意。
1998年12月28日五金城北区开业，2002年，五金城东区建成，南区拆除。虽然几度变迁，但是，南马路的商户们始终紧跟商圈，不离不弃，对于商户们来说，他们看中的是商圈的氛围，只有繁荣的市场才能为他们带来商机，因此为此都付出一些租金成本也是值得的。
五金城整体西移如今，南马路五金城即将动迁。从南马路五金城到新南马路五金城，新市场的取名颇费了一番脑筋，“北方五金城”、“天津五金城”、“南开五金城”，最后征求大部分人的意见，定名为“新南马路五金城”。既体现了建设者对南马路传统品牌资源的重视和保护，也体现了大家对五金城寄予的期望。
新市场的选址更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从项目立项、选址、土地整理，整整花去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这一切工作的前提，都基于为五金城找一个长远稳定发展的空间。最后，新市场的选址落到南开西区黄河道、密云路交口，这是全市“三环十四射”的环形放射路网西半环的中心地带。
令人兴奋的是，南马路五金城的搬迁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复制，而是一次由内而外的升华。由此带来的改变，除了市场本身软硬件环境发生的变化以外，还推动了天津和南开五金资源的一次深度整合，借此机会，把天津市分散的五金商业资源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据悉，围绕南开区三大专业市场和南开五金商业，一个更为宏大的战略规划已经出台，以新南马路五金城为龙头，金属材料交易市场、汽配城两大专业市场作互补，在南开西区打造环渤海五金机电经济圈。围绕这三大专业市场，形成一个配套完善、功能齐全的五金商圈，加上政府全方位的保驾护航，南开区数十年沉淀下来的五金商业资源价值将在这一刻得到完全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