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一个春日，毛主席来到空军基地视察。看着眼前一排排崭新的战机，主席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支仅仅成立三年的空军部队，已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初露锋芒，让世界为之侧目。然而，当主席听说空军一年的开销高达千亿时，眉头却微微皱起。他转身对着身旁的空军司令刘亚楼说道：＂亚楼同志，你给我敬个礼看看。＂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却道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何主席会突然要求刘亚楼行礼？这个举动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深意？
1949年10月，空军部队刚刚组建时，只有几架老旧的飞机和一批地面人员。当时，一架米格-15战斗机的价格就高达40万卢布，按照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约200万元。而一架轰炸机的价格更是高达500万元以上。
1950年春，刘亚楼带着一份厚厚的预算清单来到。清单上列着采购战机、建设机场、培训飞行员等各项开支，总额达到了数百亿元。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这笔费用可谓天文数字。
＂这些飞机这么贵，能不能少买一些？＂财政部的同志提出疑问。刘亚楼拿出一份战略分析报告：＂我们的周边形势很复杂，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就难以保卫领空安全。＂
就在讨论预算的当口，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军的F-86＂佩刀＂战斗机频频出现在鸭绿江上空，我们的地面部队正面临着敌机的狂轰滥炸。这一状况，更加凸显了建设空军的紧迫性。
1951年初，一份加急电报从前线发来：志愿军急需空中支援。刘亚楼立即召集空军指挥部开会，决定加快战机采购进度。当年，空军的支出就达到了500多亿元。
到了1952年，随着空军规模逐步扩大，年度开支已突破千亿大关。这些钱都用在了啥地方？光是飞行员的培训费用，每人就要20多万元。一个飞行大队的日常维护费用，每月就要数百万元。加上持续不断的增加的战机采购和机场建设，开支自然水涨船高。
在这些巨额投入背后，是一个个来之不易的成果。1951年11月，志愿军空军在朝鲜上空首次与美军展开空战，一举击落击伤美军飞机5架，让世界见识到了中国空军的实力。
然而，这些成绩的背后，是整个国家的巨大付出。为了支持空军建设，其他部门的预算都在压缩。工业、农业、教育等民生项目的资金也不得不往后推。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这也是为什么当主席看到刘亚楼那身补丁军装时，会让他当场敬礼。
三年时间，从零起步到拥有数百架战机的现代化空军，这笔＂千亿投资＂确实沉重，但也为新中国的空防安全打下了坚实基础。从朝鲜战场的战绩就能看出，这笔投资，值得。
1952年的那个春天，当毛主席看到刘亚楼那身打着补丁的军装时，这位空军司令的节俭作风便在高层引起了广泛关注。事实上，在空军司令部，刘亚楼的这种节俭作风早已是人尽皆知。
空军司令部的老战士回忆说，刘亚楼有一个旧皮包，用了整整七年。这个皮包的提手多次断裂，他都是自己用铁丝捆上继续用。秘书曾建议给他换一个新的，他却说：＂这个还能用，换什么换。＂
在伙食方面，刘亚楼更是严格要求。1951年夏天，空军司令部食堂添置了电风扇，他立即叫来后勤主任：＂我看食堂的战士都没电扇，首长餐厅的电扇赶紧撤了。＂从此以后，司令部的首长餐厅和战士食堂用一样的餐具，吃一样的饭菜。
1953年，空军驻地修建了一批新宿舍。依规定，司令员可以分到120平米的住房。但刘亚楼坚持只要60平米，和普通军官一样大的房子。他说：＂我一个人住那么大干什么？多余的房子给有家属的同志住。＂
在对待军费开支上，刘亚楼更是一丝不苟。有一次，空军某部要购置一批办公桌椅，送来报告请示。刘亚楼仔细查看预算后说：＂现在国家困难，能修的就修，实在修不了的再买新的。＂
不仅如此，刘亚楼还格外的注意培养全军的节约意识。1954年，他专门制定了《空军部队节约条例》，从飞机零件到办公用品，都做出了详细规定。比如，作战地图背面的白纸可拿来打草稿，机务人员的工作服破了要补丁，螺丝钉掉了要捡起来继续用。
在刘亚楼的带动下，节俭之风很快在空军部队蔚然成风。机务人员自己动手，将报废战机的零件翻新利用。飞行员省下午餐费，凑钱给战机加装设备。地勤人员自己种菜，为部队省下不少伙食费。
1955年，空军某基地举行飞行演习，来了不少首长观摩。其他人都坐专车，唯独刘亚楼带头挤大客车。一位首长问他为啥不坐专车，他说：＂我们空军最讲究的就是节约，专车费油，大客车人多还省钱。＂
有一次，刘亚楼去基层检查工作，恰逢午饭时间。炊事班特意给他准备了几个好菜，他看了看说：＂同志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最后，他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还主动把自己盘子里的一个鸡腿夹给了身边的年轻战士。
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空军建设最艰难的岁月里，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而这些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了购置战机、训练飞行员等急需之处。
1952年那个春天的检阅现场，当毛主席突然要求刘亚楼行军礼时，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背后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
那天早晨，毛主席一行人来到空军基地时，刘亚楼正在和几位机务人员讨论飞机维修问题。接到通知后，他快步迎了上去。春日的阳光透过机库的玻璃窗洒下来，照在他那件褪了色的军装上。
＂亚楼同志，带我们一起看看今年的新设备。＂主席说道。于是一行人便在基地里转了起来。从新建的机库到飞行跑道，从维修车间到训练场，毛主席不时停下来询问具体情况。
当谈到今年的军费开支时，刘亚楼拿出了一份详细的账目。看着那一串串数字，主席点了点头，突然话锋一转：＂亚楼同志，你给我敬个军礼看看。＂
刘亚楼立即挺直身子，抬起右手。就在这一个动作中，他那磨白的袖口裂开了一道口子，里面的补丁清晰可见。阳光下，那个用粗针脚缝补的补丁格外醒目。
原来，就在前几天，基地一架战机出现了故障，刘亚楼和机务人员一起钻进机舱查看。当时他的袖子被螺丝刮破了，回去后就让警卫员帮着补了一下。
在场的空军政委插话说：＂主席，我们劝他换新的，他说这衣服还能穿，非要省着。＂
主席走近几步，仔细看了看那个补丁：＂补得倒是挺整齐。这样，我批准你做两套新军装。＂
刘亚楼连忙摆手：＂主席，不用不用。我还有一套新的，是见外宾用的。平常这套就够了。＂
这时候，一旁的警卫员小声说：＂报告主席，司令员说的那套＇新的＇，实际上也是去年的了，只是保养得比较好。＂
主席听后笑着摇摇头：＂你啊，当了空军司令员，管着这么大的摊子，却连件像样的军装都舍不得添置。＂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轰鸣声。一架崭新的米格战斗机正在跑道上滑行。这架飞机是前不久刚从苏联购进的，价值几百万元。
看着那架战机，再看看刘亚楼破旧的军装，在场的人都明白了主席要他敬军礼的用意。这个军礼，不仅是对一位将领的检阅，更是对一种精神的致敬。
当天晚上，毛主席在回京的路上对随行人员说：＂我们的干部，就要有这样的节俭作风。花该花的钱，省该省的钱。＂
1953年春天，空军某基地的维修车间里，一群机务人员正围着一架受损的米格战机发愁。这架战机在一次训练中机翼受损，按照常规做法要更换整个机翼，但新的机翼要等两个月才能从苏联运来。
就在这时，刘亚楼来到现场。他仔细查看了损伤的部位后，对机务长说：＂我看这个伤不算太重，能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技术修复？＂
＂摸着石头过河，总要有人先试。＂刘亚楼说，＂你们先研究研究，我批准你们做技术攻关。＂
就这样，机务人员开始了大胆尝试。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焊接技术，将断裂的金属结构重新连接。经过反复试验和强度测试，这架战机终于重新升空。这次维修不仅节省了大量外汇，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一条自主修理的新路子。
这只是空军创新道路上的一个缩影。在刘亚楼的带领下，空军部队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本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1954年，空军开始在国内试办航空技术学校。刘亚楼提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要求学员除了学习理论知识，还必须到维修一线实习。他还特别强调：＂要培养能打仗、打胜仗的飞行员，光有书本知识是不够的。＂
为了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刘亚楼采取了＂以老带新＂的方式。他从前空军起义的飞行员中挑选了一批技术好、觉悟高的人员担任教官。这些人虽然政治背景有问题，但在技术上确实有真本事。
在培训过程中，刘亚楼特别注重发掘创新人才。有一次，他发现一名年轻机械师改进了发动机点火装置，立即批准他成立创新小组。这个小组后来研发出多项技术改进方案，为空军装备维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到了1955年，空军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技术创新体系。各个机务中队都设立了＂技术创新小组＂，专门研究设备改进和维修技术。他们不仅能修理各种故障，还能根据实战需要对设备做改装升级。
在战术创新方面，刘亚楼也有独到见解。他提出：＂要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空战战术。＂为此，他组织飞行员总结作战经验，编写了一套实用的战术手册。这套手册后来成为空军院校的重要教材。
1956年，空军举行了首次技术创新成果展览会。展会上展出了数百项创新成果，从简单的工具改进到复杂的设备改装，充分展示了空军的技术实力。参观展会的苏联专家也连连称赞：＂中国空军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种自主创新的精神，为空军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到1957年，空军已经能够自主完成大部分设备维护工作，对外依存度大幅度的降低。这不仅节省了大量外汇，更为空军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5年春天，北京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刘亚楼仍在处理空军的日常工作。床头堆满了文件，桌上放着一部电话。虽然医生再三叮嘱要好好休养，但他总是说：＂空军的事情等不得啊。＂
就在前一周，一份关于采购新型运输机的报告送到他手上。这批飞机价值数亿元，是空军急需的装备。按照程序，由空军司令签字就可以。但刘亚楼坚持要仔细地了解每架飞机的性能指标和常规使用的寿命，反复计算投入产出比。
＂这么多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他对前来汇报的参谋说，＂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血汗钱啊。＂
这种精打细算的作风，在刘亚楼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依然未改。有一次，护士送来一盒进口营养品，他问明价格后坚决推辞：＂太贵了，国产的就够用。＂
1965年4月，刘亚楼的病情突然恶化。中央特批他去上海治疗，但他坚持要坐普通硬座。随行的警卫员好说歹说，他才同意买了卧铺票。
在上海的医院里，他仍就保持着节俭的习惯。医院准备了单人病房，他非要调到普通病房。＂普通老百姓住什么房间，我就住什么房间。＂这是他的原话。
即使在病榻上，他也始终关心着空军的建设。每当听到战机呼啸而过的声音，他就会要求警卫员打开窗户，仔细辨认是什么型号的飞机。＂这声音有点不对劲，发动机是不是需要调校了？＂他经常这样问。
一天，空军的同志送来一份新制定的《空军经费使用条例》，请他过目。他一条一条仔细审阅，在多处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条是关于首长用车的规定，他特意加了一句：＂能坐公共汽车的，就不要用专车。＂
5月6日，刘亚楼安详离世，享年55岁。在他身后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开一看，竟是他多年来记录的空军经费使用情况，每一笔支出都详细注明用途和金额。最后一页还写着：＂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建设空军上。＂
后来清点他的遗物时，大家发现他一共只有三套军装，而且都打着补丁。但在他的办公室里，却保存着厚厚一摞关于空军建设的计划书和预算表。这些文件上布满了他的批注和修改意见，字迹工整有力。
在他去世后，空军的老同志回忆说：＂亚楼同志管钱很严，但从不克扣该花的钱。购买战机、训练飞行员，他总说要把钱用到关键处。＂
1965年5月8日，刘亚楼的追悼会在上海举行。追悼会上，人们提到最多的就是他那股子艰苦朴素的作风。一位老战士说：＂司令员走了，但他留下的这种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